(24)使用理念（ideals）这个词，意味着我们开始偏离行政法的古典内核以及与之相伴的程序性原则。
但在行为形式理论的描述功能与解释功能不断萎缩的背景下，有必要提升法律关系论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和比重。而行政处分的约束理论主要包括行政处分的权限、程序与法律效果等方面。
民营化进程中的官民合作关系，以及行政组织内部之法律关系等课题均具有重要之研究价值。(2)传统上将意志力或法力作为公权的构成要素不再具有合理性，公权是具有概括性、开放性的框架概念，公权具有多种可能形态。⑦但是，这种基于形式法治国观念而塑造的制式化行政运作模型，能否掌握所有的行政活动，能否完全适应现代行政活动的功能转换与手段革新，能否充分实现对行政活动的适法性控制与个人权利保护功能，则值得怀疑。⑧关于行政的合法化危机问题，参见王锡锌：《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鲍尔公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1)公权不应局限于个人公权，国家公权亦同时存在，所以对公权概念必须重新界定。
其实这里的处分是指代表国家行政针对个案对人民所作成的决定，其内容固有可能是对人民的处罚或者不利益，但也有可能带给人民各种不同的利益。如果从法律救济的效果而言，应该是后者更为直接和恰当。还包括立法和政府与行政官员为实施政策而设定的条例，甚至以其为中心。
(122) 随后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执行难题。(111) 第二波发生在19世纪末期，不过较少直接地强加，目的是为了回应国际贸易的增长，正如前面所述，在这一波当中欧洲大陆的模式更有影响。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在宏观层面同意最终的价值与目标，并不能表明在微观层面不存在重大的分歧。欧洲的每一种体制都承认行政法的首要功能就是控制公权力，或者如夏皮罗所言是有限政府。
重申一遍，在大部分制度中，行政法已演变为主要关注程序。并且还要向公民平等地提供诉诸法院以及其他裁判机制的途径。
(18) C. Debbasch, Institutions et droits administratifs, 1976, p. 17. 关于美国的情形，行政法是与行政机关的权力与程序有关的法律，特别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See, K. C.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 St. Paul, Minn: West Pub. Co. 3rd edn., 1972, p. 1。文章来源：《清华法治论衡》(京)2011年第14辑期，第58～93页。诉诸法院这项关键原则连带着通常与其形影不离的正当程序原则，当今在许多人权文本中都得到了体现，著名的如《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曾就此引发了大量的法学讨论（本文第六部分将对这样的文本进行详细的论述）。(63) 但尽管这些专家关注的是职责与责任性，但是欧盟委员会随后在《欧洲治理白皮书》(64) 中的回应是，挑选出五项善治原则作为欧盟治理的基础：公开、参与、责任性、效率与连贯性，不过赋予了责任性非常狭隘的含义。
更进一步讲，在国内的制度中，规范的宪法化旨在使行政法的价值与原理超越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以及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界限。前两者的参与是很重要的。尽管这篇论文的作者们把这些类别作为完全可以产生全球行政法的情形，但笔者认同的是施奈德与马林斯基，即全球法律多元主义不只是提供游戏规则。然而，这种包罗万象的善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绝不是说人类无须再努力以尽可能地实现善治。
从人权文本中的坚实基础出发，以人权的名义主张正当程序标准具有普世性只是小小的一步。(95) 事实上现代的权利法案包含有关正当程序的规定是标准的做法，就像《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那样赋予其宪法地位。
四、跨国善治价值中的行政法原则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开列了一份增长与发展所必备的措施目录，包括保障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执行契约的权利，但是，在向更柔和的经济自由发展时，兰德斯又添加了稳定、回应而且诚信的政府。五、作为行政法原则渊源的人权：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权利为所有的普通法制度所接受(81)，而且也被其他很多法律制度认可(81)。
(92)在当前这个人权至上的时代，使正当程序的价值标准宪法化或赋予其普世性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人权的名义。(94) 从这一点出发，不管其对结果的影响如何，正当程序权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必须的。他也承认这些价值同宪法存在许多共同的地方。(40)不过，马林斯基区分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几种变体。正如在第四部分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参与尤其模糊：参与受到了美国行政法的强力保护，但在其他国家则较弱。在随后的部分中，确认了行政法原则的四种可能的渊源，并简要讨论了其作为全球行政法律体系基础的适宜性。
政府官员间的跨国网络发展成为自私自利的小集团等。(34) 在全球层面，法治的关键要义就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具有稳固的一般性原则，以及诉诸法院解决争端的正式权利。
(97) Bradley,Administrative Justice: A Developing Human Right?, 1 European Public Law, 1995, p. 347.(98) 参见Hickman,The‘Uncertain Shadow: Throwing Light on the Right to a Court under Article 6(1)ECHR, Public Law, 2004, p. 122。(48) Cassese,Shrimps, Turtles and Procedure: Global Standards for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p. 19. 关于司法治理(juristocracy)这一概念see R. Hirschl, Towards Juristocr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49) 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Co. 1998.(50) World Bank,Sub-Saharan Africa: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 1989.(51) See S. Mallaby, The World's Banker, Penguin Press HC, 2004，特别是第七章。
欧盟委员会接着为非政府组织（现在被称作市民社会组织）规定了新的谘商程序(68)，不过显然担心其正在采取的步骤。(103)六、全球治理的行政法原则具有同一性还是多样性？本文基本的主张一直就是，无论如何都很难确定的一套普世的行政法原则，既不受欢迎也不是特别可取。
法律全球化的怀疑者关心的主要是架构而非原则问题。(23)但是正如澳大利亚主流行政法教科书的作者所述，行政法原则的界定是一个鲜有论述者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因为这最终取决于人们想要从行政法中获得什么。这与我们当前讨论的主题明显有关。人类学家斯科特•古根海姆（Scott Guggenheim）注意到了这种影响，并认为印尼实现真正发展的关键在于在独裁体制的底层建立起基层民主制度。
不过，通过行政法的机制，典型的如监察专员、特别裁判所或司法审查实现获取政府信息的立法性保护，显然使其进入到了行政法的界限。卡塞斯在讨论现在冲击国内行政法的繁杂厚重的国际监管规范时，认为其至少是一个或然的事件。
(23) Shapiro,AP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72 Virginia L Rev, 1986, p. 447; Shapiro,The Giving Reasons Requirement, U Chicago Legal Forum, 1992, p. 179.(24) M. Aronson, B. Dyer, and M. Groves,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3rd edn., 2004, p. 1.(25) Bignami,Three Generations of Participation Rights in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 61,(26) Larsson,How Open Can a Government Be? The Swedish Experience, in V. Deckmyn and I. Thomson (eds.),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ission, 1998. C. Harlow,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Transparency as Administrative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2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1999, p. 285.(27) P. Birkinshaw,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3rd edn., 2001.(28) Taggart,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taw Determined, in M. Taggart(eds.),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7, p. 4.(29) 同上。因此，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议程不同，经济自由主义信奉民主但实际上确立的是以法院为导向的法律人治理或司法治理（juristocracy），而新德里宣言则主张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恰当的平衡，体现的也是行政法的古典原则。
(109) 第二重殖民化则涉及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或法律移植的过程，借此原则从一种行政法制度进入到另一种当中。无疑跨国治理体系和人权公约的诞生已经导致了对法官全面的赋权。
(30) 这也导致了公法与公法人影响力同样不受欢迎的式微。必须防止强劲的政府机器胡作非为。(99) 而最新的人权文本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加入了一项所谓的第四代人权。普通法的制衡模式，由普通的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19) 行政法要求政府与行政机关遵循合法性的界限，或特别是在美国行政法中，不能超越被授权的范围。卡塞斯坚决认为，行政法属于规训公共行政并调整其与私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部门(15)，这无疑引起了夏皮罗的共鸣，并且以夏皮罗非常熟悉的方式，指出：行政法是与控制政府权力有关的法律。
正是出于这种缺陷，他们得出了诸如代表制正当性的主张。格雷曾说：20世纪晚期自由市场的实验，试图通过民主机构正当化民主在控制经济生活范围和内容方面所存在的苛刻界限。
(64)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European Governance (WPEG), COM (2001)428 final [2001] OJ C287/1.(65) Ibid., 在第10页对责任性（accountability）的定义是：欧盟内部立法与执行过程中的角色应是透明的。善治的价值部分来源于公共行政的管理理论（managerial theories），这种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横扫整个英语世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价值被嫁接到经济自由主义上，如今主要是诸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经济机构在推动。
